东京上野动物园的熊猫馆前，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望着排队的人群叹了口气。 他对记者说，从1972年第一次在这里看到熊猫“康康”开始，每隔几年就要来看一次，没想到明年1月底之后，就再也看不到了。 他的孙子在旁边小声问：“爷爷，以后我们是不是只能去中国看熊猫了？ ”

　　这个场景发生在2025年12月中旬。 就在几天前，日本媒体曝出消息：目前生活在东京上野动物园的两只大熊猫“晓晓”和“蕾蕾”，将于2026年1月下旬正式归还中国。 从12月16日开始，动物园已经改变了参观方式，游客只能按照工作人员引导，在约1分钟的时间内边走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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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2月23日，想看熊猫必须提前在网上预约，每天最多接待4400人。 而从明年1月14日起，参观资格将通过抽签决定。

　　上野动物园的官方网站上特别提醒游客：“为了不吓到熊猫，请不要在参观通道上发出比必要的声音更大的声响。 禁止用相机闪光灯拍摄。 手机等闪光灯也请提前关掉。 ”这些细致的规定，反而衬托出日本民众对熊猫即将离开的焦虑。 很多家庭带着孩子赶来，希望在熊猫回国前再看一眼。 来自静冈县的一位熊猫粉丝告诉记者：“本来做好了2月份送别的心理准备，没想到提前到1月份，真是吓了一跳。 ”

　　这种反应并非小题大做。 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大熊猫在日本已经生活了53年。 那一年，中国赠送的两只熊猫“康康”和“兰兰”抵达上野动物园，首日参观人数就超过5.6万人。 当时排队看熊猫的队伍长达2公里，很多人彻夜等候。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到上野动物园看熊猫成为日本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日本的动画片、影视剧中经常出现熊猫形象，很多孩子的人生愿望清单里都有一项：去上野看熊猫。

　　熊猫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远超普通动物。 上野动物园的熊猫专职大使二木忠男对媒体坦言：“熊猫是上野的招牌演员，是宝物啊。 上野就是熊猫。 有熊猫，街道很滋润。 ”这种说法毫不夸张。 在上野地区，咖啡馆的装修是熊猫主题，招牌卡布奇诺上画着双胞胎熊猫的图案，商店里摆满熊猫玩偶和纪念品。 据日本经济媒体估算，仅“晓晓”和“蕾蕾”这两只熊猫，每年就能为上野地区带来超过300亿日元的经济效益，约合15亿元人民币。

　　然而这一切即将结束。 2026年1月底之后，日本将迎来53年来首次没有大熊猫的局面。 这不是简单的租借协议到期。 实际上，日本方面曾试图挽留。 他们提出将每年租借费用从50万美元提高到100万美元，自民党干事长等政要专程访华提出续借请求，日本民众还发起了数十万人签名的请愿活动。 上野动物园甚至计划投入巨资翻新熊猫馆。 但这些努力都没有奏效。

　　一位日本外务省官员私下表示：“中日关系好的时候熊猫会来，不好的时候就不会来。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核心。 中方相关人士直接地指出：“在高市政权期间，新的熊猫租借是很难的。 ”这里提到的高市政权，指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内阁。

　　问题的转折点发生在日本国会的一次答辩中。 高市早苗公开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将其与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和行使集体自卫权挂钩。 这番言论被中方视为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大熊猫的租借从来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或动物保护合作。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停止向外国赠送大熊猫，转而采用以科研合作为核心的租借模式。 但这种合作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租借国必须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当这个基础被动摇时，象征友好的熊猫合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日本第一次面临熊猫归还。 2025年6月，和歌山“冒险世界”动物园的4只大熊猫已经按照协议归还中国。 那一次归还相对平稳，官方理由主要是熊猫的健康状况、年龄因素和合作周期。

　　当时归还的熊猫中包括著名的“良浜”和它的孩子们。 “良浜”在日本生活期间共繁育了10只幼崽，为全球大熊猫保护研究提供了宝贵数据。 和歌山动物园与中方的合作持续了30年，成功繁育了17只大熊猫幼崽，是国际科研合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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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东京的情况完全不同。 上野动物园的熊猫提前归还，而且是在日本方面极力挽留的情况下。 中方甚至拒收了日方提出的加倍租借费用。 这种坚决的态度传递出明确信号：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

　　日本民众的反应复杂而矛盾。 一方面，他们对熊猫充满感情。 一位带着两个孩子排队的母亲说：“当然很寂寞啊。 以前经常来看熊猫，现在为了能最后一次见面，特意请假带孩子来排队。 ”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完全理解政治层面的博弈。 很多普通日本人只是觉得遗憾，不明白为什么可爱的熊猫要因为政治原因离开。

　　上野动物园的管理方则面临实际运营压力。 他们不仅要应对最后的参观热潮，还要为“后熊猫时代”做准备。 动物园的年度预算、游客流量预测、周边商业生态都将发生重大变化。 附近商家已经开始担忧生意下滑。 一家熊猫主题咖啡馆的店主坦言：“熊猫离开后，不知道还有多少客人会专门来上野。 ”

　　日本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普遍采用惋惜的语调。 《朝日新闻》的一篇报道详细描述了民众排队告别熊猫的场景，《读卖新闻》则回顾了53年来熊猫在日本社会文化中的渗透。 但这些报道很少深入分析导致熊猫离开的政治原因，更多聚焦于民众的情感反应和社会影响。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这个话题也引发了讨论。 很多中国网友表示理解政府的决定，认为国家尊严高于一切。 也有网友对日本民众的喜爱表示理解，但强调原则问题不能退让。 这种舆论氛围反映出，大熊猫作为“国宝”的象征意义已经超越了动物本身，成为国家形象和外交政策的延伸。

　　从技术层面看，大熊猫的国际租借有一套严格程序。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负责审核外方申请，评估动物园的饲养条件、医疗水平、科研能力。 租借期限通常为10到15年，租金每年约50万到100万美元，这些资金会用于中国的大熊猫保护研究。 在租借期间出生的熊猫幼崽所有权属于中国，一般在3到4岁时归还。 这套制度既保护了熊猫种群，也促进了国际科研合作。

　　但在政治因素介入时，技术规范就会让位于更高层级的考量。 日本并非第一个因政治关系影响熊猫租借的国家。 历史上，中美关系、中澳关系的变化都曾影响过熊猫合作项目。 只是这一次，影响更加直接和迅速。

　　上野动物园已经开始执行严格的参观限制。 预约系统上线后，首日名额在几分钟内被抢光。 抽签制度实施后，中签率预计将低于10%。 很多没能预约到的民众在动物园外徘徊，希望能从远处看一眼熊猫馆。 动物园增加了安保人员，确保参观秩序。 这些措施原本是为了保护熊猫，现在却成了告别仪式的一部分。

　　日本各地的熊猫爱好者组织了一些送别活动。 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感谢熊猫”的话题，分享自己与熊猫的合影和故事。 一些学校组织学生画熊猫图画，表达对熊猫的祝福。 这些民间自发的行为，与政府层面的外交僵局形成了微妙对比。

　　从数据上看，大熊猫租借给日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科研价值。 日本研究人员在熊猫繁殖生理学、行为学、营养学等方面发表了大量论文。 上野动物园在人工授精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歌山“冒险世界”在自然交配和育幼方面成果显著。 这些科研成果通过国际合作机制分享，推动了全球熊猫保护事业的发展。

　　但科研合作需要政治环境的支持。 当政治互信受损时，连最受民众欢迎的熊猫项目也难以维持。 这个案例清晰地展示了人文交流与政治关系的关联性，民间感情可以很深厚，但官方合作需要基本的政治共识。

　　随着2026年1月底的临近，上野动物园的告别氛围越来越浓。 动物园计划在熊猫离开前举办简单的送别仪式，但具体细节尚未公布。 周边商家开始打折销售熊猫商品，一些限量纪念品被抢购一空。 旅行社推出了“最后看熊猫”的特别行程，吸引外地游客前来。

　　在东京都政府的会议上，官员们开始讨论熊猫离开后的应对策略。 如何维持上野动物园的吸引力？ 如何弥补熊猫离开带来的经济损失？ 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答案。 一位官员私下承认：“熊猫是不可替代的。 ”

　　同时，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正在准备接收方案。 两只熊猫回国后将被送往指定的保护基地，接受健康检查和隔离观察。 它们的饲养员可能会陪同来华一段时间，帮助熊猫适应新环境。 这套接收流程有标准操作规程，但每次执行都备受关注。

　　从1972年到2026年，大熊猫在中日关系史上扮演了特殊角色。 它们曾是友谊的象征，现在成为政治气候变化的指示器。 这个变化过程被记录在无数日本家庭的照片里，铭刻在几代人的记忆中。 当最后两只熊猫离开时，不仅是一个动物保护项目的结束，更是一个时代的句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