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民法典颁布五周年，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发布多批民法典颁布五周年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非法投放外来物种民事公益诉讼案引发广泛关注，再次将放生乱象治理问题置于公众面前。

　　近年来，国内多地频现放生乱象，大量动物因无法适应环境死亡，甚至引发区域性生态危机。更令人忧虑的是，有毒、凶猛或者未经检疫的野生动物私自放生后，可能会攻击人类或者其他动物，其携带的病毒、细菌也可能给人们的健康造成危害。因此，对放生乱象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绝不能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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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就是例证。徐某为了给家人和朋友祈福，私自将从刘某处购买并由其运至现场的鲇鱼25000斤投放至江苏省常州市长荡湖，随后湖面陆续出现大量死亡鲇鱼。当地渔政部门发现后，组织人员打捞出死亡鲇鱼20208斤。案发后，检察机关对徐某、刘某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院依法判决徐某承担生态资源损失3万元、服务功能损失5000元、事务性费用1.8万元。刘某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这一判决向盲目放生行为亮出了法律红线，也为非法放生导致的生态破坏后果认定、责任界定等提供了清晰明确的审理思路，有利于引导公众警惕盲目放生的生物安全风险，维护生态环境。

　　现实中，一些地方出现的非法放生新现象值得关注。比如，有无良商家肆意售卖鳄雀鳝、珍珠鳖等外来物种，形成了“放生—捕捞—再售卖”的非法牟利模式，为放生乱象推波助澜；又如，一些宠物爱好者为满足猎奇心，饲养暹罗鳄、鳄龟、蛇等异宠，其中有人随着兴趣改变或异宠体型增大而将其“放生”。对此需要一并纳入治理视野，对症下药。

　　遏制放生乱象，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守的底线，需要重拳出击、以儆效尤。一方面，依照民法典、野生动物保护法、生物安全法等法律规定，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细化非法放生处罚措施，并严格执行。另一方面，探索事前预防与事中监管新模式，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如2020年6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规定，禁止擅自实施放生活动，违者处两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实践表明，此类规定的实施，对于健全放生治理制度体系、提升治理效能能够起到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遏制放生乱象，要“打”更要“防”，坚持标本兼治，做到堵疏并重。今年两会期间，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制定和完善民间放生活动的法律法规制度，明确规定放生活动的合法范围，包括哪些物种可以放生、放生的数量上限、放生地点的选择等。该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以疏促堵提供了有益启示。

　　对此，一些地方已作出了有益探索。比如，近日，上海制定新版《公共水域放生（增殖放流）活动适宜区域名录》，列明31处适宜放生水域，既为有放生需求的群众提供了方便，也增添了城市治理的温度。期待各地结合实际划定野生动物放生区域，为合法放生提供行动指南，并加大服务保障力度，在引导和疏导端持续用力，推动放生行为规范有序。

　　治理放生乱象，事关野生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事关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通过明确和细化放生管理配套制度，强化执法司法协同，相信放生乱象定能得到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