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是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教育家、生态学家及人口学家，以其在演化生物学、协同演化理论以及全球人口与资源限制方面的研究而闻名。他一生产出了700多篇科学论文和30部著作，获得了克拉福德奖、泰勒环境成就奖以及麦克阿瑟奖等学术界重磅荣誉。图源：斯坦福大学官网

　　2026年3月13日，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在美国加州的家中去世，享年93岁，因癌症去世。

　　作为当代环境思想史上最具争议也最无法绕过的人物，埃利希因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弹》（The Population Bomb）一书而广为人知，该书对全球人口过度扩张可能引发的生态崩溃、社会动荡提出了激进预警，直接推动了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

　　▲上图：《人口炸弹》（The Population Bomb）一书的封页（1968）。图源：网络

　　埃利希的学术根基扎植于演化生物学。1959年进入斯坦福大学任教后，他长期致力于蝴蝶种群的遗传与动态研究。

　　1964年，他与彼得·里文共同发表了关于昆虫与植物协同演化的论文，阐述了物种间是如何通过生存压力互相塑造演化路径的，这一理论至今仍是生态学研究的基础框架。这种对自然界相互依存关系的理解，后来演变为他看待人类社会与地球资源边界的基本视角。

　　▲1964年，保罗·埃利希与彼得·雷文（Peter H. Raven）合作发表的著名论文《蝴蝶与植物：关于共同演化的研究》，奠定了协同演化理论的基础。上图：时任斯坦福大学保护生物学中心主席的保罗·R·埃利希（Paul R. Ehrlich，2010年摄）。

　　在职业生涯中，埃利希试图打破学科壁垒，将生物学规律引入社会学和经济学讨论。他提出的环境压力公式，将人口数量、消费水平、技术影响视为影响生态承载力的三大核心变量。

　　尽管由于绿色革命等技术进步，他在20世纪70年代预言的部分极端灾难并未按预期时间表发生，但他关于自然资源存在物理极限的论断，促使国际社会开始系统性地关注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以及资源分配不公等深层问题。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粮食产量的显著增长以及人口增长率的放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埃利希夫妇此前预言的大规模粮食短缺、饥荒及生态灾难。然而，这一局面的维持仍面临着不可再生资源持续枯竭的严峻挑战。上图是1961年以来最不发达国家小麦产量的变化趋势。该数据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显示了在过去几十年中，尽管面临人口与资源的压力，这些国家通过农业技术改进在粮食单产上取得的进展。图源：Grendelkhan

　　保罗·埃利希一生中最大的争议，几乎都源于他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弹》，那本书在让他名声大噪的同时，也将他推向了舆论的对立面，批评的声音跨越了政治、经济和科学界。

　　最直接的指责在于，说他的“灾难预言”未能如期兑现。因为埃利希在书中曾断言，20世纪70年代全球将出现数亿人规模的大饥荒，甚至认为印度等国已无药可救。但后来，紧随其后的“绿色革命”有了高产作物品种、化肥和灌溉技术的普及，极大地提升了全球粮食产量，可见他在预测时间点上显得有点过于悲观了。此外，全球人口增长率在70年代后开始放缓，这跟他书中部分极端的指数增长预测不符。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气候变化、物种灭绝等环境危机日益显现，科学界才开始重新评估埃利希的价值。支持者认为，虽然他在具体的时间预测上出现了偏差，但他关于“地球存在物理极限”的核心洞察是准确的。

　　其实他也是个蛮有趣的人。在经济学界，埃利希与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之间著名的“十年赌局”，也常被媒体提及，认为这是他的一个滑铁卢。西蒙认为人类的创造力是无限的资源，技术进步会降低原材料价格；而埃利希坚信资源稀缺必然导致涨价。1980年，这两人就五种金属的价格变动打赌（他们选择了五种金属，铬、铜、镍、锡、钨），结果十年后，受技术改进、新矿源开发影响，五种金属的经通胀调整后的价格全部下跌了，埃利希最终认输、并支付了赔偿。

　　当时，这场较量被视为马尔萨斯主义（资源有限论）与自由市场乐观主义（技术万能论）的经典对决。1990年10月，保罗·埃利希承认失败。他向朱利安·西蒙寄去了一张金额为576.07美元的支票，这是五种金属价格下降的总差额。

　　（图文无关）铜是现代工业体系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在1980年的赌局中，保罗·埃利希之所以选择铜（以及其他四种金属）作为打赌对象，是因为从环境悲观主义的角度来看，铜是一种非再生资源，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其需求必将呈指数级增长。按照当时的逻辑，铜矿必将日益枯竭，价格也必然随之飞涨。埃利希视铜为地球物理极限的象征。不过，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赢了，因为当铜因为稀缺而变得昂贵时，市场和人类的创造力就会被激活——光纤技术爆发了，在长途通信领域大规模取代了昂贵的铜缆。这种技术上的“换血”，极大缓解了铜的压力。而且，新的采矿和冶炼技术（如淋滤法）让此前无法经济开采的低品位铜矿变得有利可图，增加了供给，加上高价格也推动了铜的回收利用体系的建立。上图是一根电线中的铜质线芯，铜导电性特好，所以成为了全球能源和信息传输的“血管”。©Linda Wong摄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实地科研、保护实践占据了他生活的大部分。他在斯坦福校园内建立了碧玉岭生物保护区（Jasper Ridge Biological Preserve），给研究生态系统服务和物种互作提供了一个长期的观测场。

　　▲上图：位于斯坦福大学校园西侧的碧玉岭生物保护区（Jasper Ridge Biological Preserve），是保罗·埃利希一生中最为珍视的科研遗产。他在2023年的一次采访中曾直言，推动学校建立这个受保护的自然空间，是他职业生涯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这片保护区占地约1200英亩，是一处世界级的户外实验室，为生态学、进化生物学和地球系统科学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场地。埃利希在这里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蝴蝶种群动态研究，这些实地观测数据直接促成了“协同演化”理论的诞生。图源：斯坦福大学官网

　　从费城少年时代追逐蝴蝶，到在堪萨斯大学攻读昆虫学博士，他始终坚信野外观察是所有复杂理论的源头。他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人类社会对自然的掠夺，但也表现出对同事、学生极大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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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合作者，斯坦福环境科学教授鲁道夫·迪尔佐感叹道，保罗的热情在于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动植物之间那种精巧的“演化之舞”，并将其转化为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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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埃利希获得了包括瑞典皇家科学院克拉福德奖（Crafoord Prize）在内的几乎所有生态学界最高荣誉。他与妻子安妮·埃利希合作了超过半个世纪，共同撰写了30多部著作，探讨人口、资源与环境状态之间的复杂关联。

　　直到生命最后阶段，埃利希依然活跃于科研一线月底，即他离世两周后，他参与合著的最后一篇论文正式发表了。该研究对近两个世纪的全球人口数据做了建模发现，当前约83亿的人口规模已显著超越地球的长期生物承载力，人类社会正处于一种依赖透支自然资本来维持的“负增长阶段”。这份研究，跟他半个世纪前的预警形成了呼应，为他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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