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在指导下发起了“打雀行动”，目的在于消灭麻雀等“害鸟”，以保护农作物的生长。全国上下响应号召，在一年内，约19亿只麻雀被杀害。最初，这场运动似乎获得了初步的胜利，然而，紧接着却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后果——农作物产量下降，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的危机。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场运动的始末。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和生活挑战。那时，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尤其是农业领域，技术和设施都处于落后状态。因此，农作物产量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人民需求。为了尽快提高农业生产和粮食产量，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除四害”运动便是重要的一项。所谓“除四害”是指消灭老鼠、蚊子、苍蝇和麻雀，因为它们被认为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麻雀，作为其中之一，是否真的是害鸟，一度引发了学术界和政策层的激烈讨论。最后，教育部副部长周建人明确提出将麻雀定为害鸟。1958年2月12日，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中明确指出，麻雀对农作物构成了威胁，并引用了河北省的数据，指出麻雀和老鼠每年共同摧毁的粮食高达32亿斤，占当地总产量的15%。

　　如果这些粮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可以养活800万人一年，还能够以粮食的价值购买大量生产资料，比如60万匹大骡子，从而大大推动农业和经济的发展。因此，启动“除四害”运动不仅是为了保护卫生，更是为了促进经济的繁荣。随着《人民日报》头版发布关于“除四害”的文章，全国的民众对麻雀的态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生物学家们也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专栏，分析麻雀对农作物的破坏，强调麻雀的危害性，尤其是它们快速繁殖的特性，进一步为灭雀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周建人不仅是科学家，还是鲁迅的弟弟，他深厚的文化与科学背景使得他的观点广受影响。此外，郭沫若也积极参与，并通过诗歌批评麻雀，认为它们懒惰且傲慢，为灭雀运动赢得了更多的社会支持。1958年，中央发布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文件，正式启动了全国范围的打雀行动。在那个时期，民众的生活与农业息息相关，粮食生产是国家经济的命脉。麻雀被视为严重威胁粮食安全的“敌人”，因此，为了保护庄稼，许多人投身于这场全民参与的打雀运动。

　　最初，打雀的试点选在了北京郊区的黄土岗乡。仅仅三天，乡亲们就齐心协力，消灭了近3000只麻雀。通过这一试点，大家总结出了麻雀的几个致命弱点：它们翅膀短小，飞行能力有限；麻雀通常饿得很，四处觅食；而且它们对响声和鲜艳颜色十分敏感。掌握了这些特点后，全国范围内的捕雀运动迅速展开，成为一个全民动员的大事件。

　　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打雀的行动如火如荼。人们想尽办法将麻雀赶出栖息地。为了让麻雀逃窜，大家敲锣打鼓，利用各种能发出声响的物品，制造巨大的噪音。麻雀们被吓得四处乱飞，无法安身。村民们分工明确，日夜轮班进行捕杀。麻雀在疲惫中逃窜，直到筋疲力尽倒在地上。麻雀们也似乎察觉到了危险，开始逃往野外。然而，无论它们飞得多远，总有追赶的人在后面。麻雀在持续的追捕中饥饿、疲惫，最终在惊恐中死去。

　　在捕捉麻雀的过程中，人们动用了许多巧妙的办法，其中诱捕法最为高效。人们会将簸箕放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撒上麻雀喜欢的食物。接着，用木条撑住簸箕的一边，系上长线。当麻雀进入簸箕时，迅速拉动长线，簸箕盖上，麻雀就被轻松抓住。这样的方法既省力又高效，成为广受欢迎的捕雀手段。在四川，响应号召的行动被称为“大规模兵团作战”，通过敲锣打鼓驱赶麻雀，最终让麻雀因惊吓而掉落地面，随后由村民实施轮番打击。在短短几天内，某乡镇就消灭了超过20万只麻雀。

　　在成都郊外，19万人次参与了这场运动，持续三天三夜，采用各种工具进行捕捉，效果显著。而北京也借鉴四川的经验，动员了近300万人参与行动，甚至包括科学家如钱学森、华罗庚等，也加入了捕雀的行列。在总指挥的组织下，北京街头巷尾响起锣鼓和火枪的声音。市民们用各种工具参与驱赶麻雀，整个城市的街道成为了战场。上海则通过深入研究麻雀的行为模式，制定了伏击战术，逐步消减麻雀的数量。这场全民运动持续了八个月，成功消灭了两亿只麻雀，起初粮食产量有所提高，民众对这场运动充满了信心。

　　然而，这场灭雀行动的影响超出了预期。麻雀不仅是粮食的“敌人”，它们还是控制害虫的天敌。随着麻雀的减少，昆虫数量急剧上升，导致农作物受到严重侵害。1959年春，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绿化带遭遇重创，虫害蔓延，树木几乎被完全蚕食。随着这一系列生态灾难的发生，科学界开始关注并反思这场运动的后果。

　　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包括朱洗、冯德培、张作新等，开始反思并推动科学管理生态系统的必要性。他们提供了大量研究数据，并成功说服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支持麻雀“平反”。1960年3月，中央决定停止打雀运动，并将麻雀从四害名单中除名，同时新增臭虫为害虫。这一政策的转变为麻雀及其他鸟类恢复提供了机会，生态环境逐步得到修复。这场运动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也成为人们对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深刻反思。

　　麻雀虽然吃粮，但它们更是控制害虫的关键。随着它们数量的减少，害虫数量大增，威胁到粮食安全。面对这一问题，专家和政府开始反思，认为不应继续捕杀麻雀，应该寻找其他方法控制害虫。毛主席也提出，除了秧田和粮仓周围的麻雀可继续打击，其他地方应停止捕杀，转而专注于控制其他害虫。然而，由于长时间的误导和习惯，许多地方的民众依然继续捕杀麻雀，甚至开始猎杀其他野生动物，如老虎、豹子和黄鼠狼，这进一步加剧了生态失衡，粮食生产再次受到影响。社会各界开始质疑这场运动的合理性，认为这种简单粗暴的措施不仅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引发了更严重的生态和粮食危机。

　　经过这次事件后，政府与科研机构开始更加重视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到了1998年，当西南农业大学启动新一轮的“除四害”活动时，麻雀已经从名单中除去，取而代之的是蟑螂等害虫。这次新的除害行动反映了人们在生态学认识上的进步，采取了更为理性、科学的方法。这也体现了当时中国粮食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民众不再需要为了一点粮食而破坏自然生态。通过这段历史，我们深刻认识到，在处理自然资源和动植物问题时，必须采取更加细致和科学的方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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