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二生肖中，牛、兔、马、羊、鸡、狗、猪……超过一半的动物都是驯化动物，当然在野外也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只不过，牛的祖先——欧洲原牛和马的祖先——欧洲野马都已灭绝。好在，马经驯化后，留下的品种（名称）达300个之多。

　　动物驯化是一个与植物驯化同等深刻的故事，甚至更是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的关键。它不仅是把野生动物变成温驯家畜的过程，更是一场关于共生、选择和协同演化的史诗。马的驯化尤其波澜壮阔。从“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到蒙古大汗成吉思汗西征的坐骑铁蹄马（蒙古马），再到大清皇帝乾隆大阅骑的赤花鹰（大宛马），马被称为最尊贵的驯化动物，毫不夸张。

　　2026年是中国农历丙午年，即马年，也被称为“国际牧民年”或赤马年。马是一种哺乳动物，分类上属于奇蹄目马科。在有蹄类动物中，奇蹄目相比偶蹄目（包括猪、牛、羊、鹿、羚等约二百种）在种类辨别上要简单许多，只有马、貘、犀三个科、不到二十种动物。马科约有十种，包括亚洲野马（普氏野马）、欧洲野马、亚洲野驴（蒙、藏两种）、非洲野驴（索马里、努比亚两种，非洲野驴是家驴的祖先）、斑马（包括细纹、格氏、查氏及山斑马），以及1860年才灭绝于南非的马科动物——斑驴。

　　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六千万年前的恐龙灭绝后的新生代，最早的化石记录出现在美洲。那时的马叫始祖马，身高不足30厘米，大小如犬，出没于灌丛中。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个词——“犬马之劳”。经过几百万年的演化，它们逐渐变得体态渐高，成为了中新马，几百万年后进化为上新马。上新马因其出现在1200万年前的上新世而得名。这时的马身高已达到100厘米，并从三趾变为单趾。再经过约五百万年的进化，上新马继续长大，发达的中趾成为蹄子，身高达到140厘米，成为现代马的直系祖先——真马。

　　▲上图：葡萄牙佩内达-格雷什国家公园内两匹加拉努种马（Garranos）的激烈搏斗。摄影：Norberto Esteves（CC BY-SA 4.0）

　　由于气候异常，尤其是地球的冰川活动，原始的马科动物逐渐从白令陆桥西移至欧亚大陆，而西半球的马则灭绝了。活跃于欧亚大陆的野马开始与古人类共生并发展。据考古学记录，地球上曾生存过的马种类多达百种之多（中国古生物学家曾发掘出三门马、黄河马、北京马、云南马等，50万年前，北京人曾以野马为狩猎目标之一）。到人类进入青铜器时代时，野马只剩下了灰色的欧洲野马和赤黄色的亚洲野马两个种类。

　　古人为了果腹而猎杀马匹，马肉、马乳、马皮等都可以维持生命，甚至有“马革裹尸”的说法。通过智慧捕马，或集体驱赶，或制作陷阱和假人诱捕，敦煌县志中便有“献神马于汉武帝”的记载。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约8000年前，才开始对欧洲野马（1877年灭绝）进行驯化。世界上最早的驯化马遗址出现在俄罗斯基辅的旧石器遗址，中国最早的驯化马记录出土于龙山遗址。

　　之所以进行马的驯化，是因为猎杀的压力使得野生马越来越少。约公元前6000年，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不约而同地控制这种动物。最初，驯化马的目的是为了食用。大约公元前1000年，即3000年前，人类才开始跨上马背。在西方，马匹开创了一个时代——骑士时代；在东方，则成就了一个帝国：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骑手纵横欧亚，堪称马背上建立的帝国。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民族，在与一种平凡的动物结合后，竟然爆发出了雷霆万钧的力量。

　　马的驯化之所以成功，还取决于马自身的特殊性。马以草为食，与人无争，性情温和，容易繁殖和选育。全球的家马品系已达300种之多，母马公驴配育出的骡子，母驴公马配育出的驴骡。马的性情温和而不火爆，恰到好处。据说，人类曾尝试驯化斑马，甚至用来拉车，但斑马咬伤人的几率比老虎还高，最终不得不放弃。

　　马是动物驯化史上的一个奇迹。正如法国博物学家布丰所说：“人类对马的驯服，不愧是最高贵的征服。”如今，全世界的家马品种约有300多种，涵盖了比利时拉曳马、中国果下马、宁武马以及欧洲设德兰倭马等。尽管品种千变万化，但它们都起源于欧洲野马，且遗传基因相同，染色体数均为32对。唯一幸存的野马是亚洲野马，也叫蒙古野马或普氏野马，其染色体数为33对，至今未被家化。

　　▲上图：一匹普氏野马。摄影：郭耕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在中国汉代，有“献天马于汉武帝”的记载。那时，敦煌附近常有野马出没。由于这些野马并非人工驯化，它们在大戈壁中自由出没，人们误以为是天马行空。于是，地方上有人提出了一个主意：利用野马需要到月牙泉饮水的习性，在泉边摆上身穿铠甲、手持套马杆的假人，最初野马害怕这些假人，逐渐发现是假人后不再理会。直到有一天，假人被武士替代，手持套马杆，待野马群到泉边饮水时，发令套马，几匹野马便束手就擒，最终实现了“献天马于汉武帝”的愿望。然而，这些野马是无法被驯服的，最终的结局可想而知，必定是“心在天山，老死中原”。

　　在北京麋鹿苑，就能看到这种圈养的野马。普氏野马于1878年被科学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确认并鉴定为独立种类。普氏野马发现地位于新疆的准葛尔盆地。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它未能及时适应环境。1890年，一名德国人从中国捕获52匹普氏野马，并长途运送到汉堡，仅剩28匹，最终只有8匹留下了后代。作为野马的发源地，中国到20世纪60年代，自然界中的野马已经灭绝。如今全球存活的普氏野马大多源自那批被运离中国的野马。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参与了国际合作的野马还乡项目，将中国野驴、白唇鹿等物种与欧美交换，成功引进18批野马，在新疆和甘肃建立了保护中心。自2010年以来，多个保护区如新疆吉木萨尔、甘肃武威等地已经实现了普氏野马的放归，野外种群数量逐步增加。预计到2025年，新疆卡拉麦里保护区的野外种群将超过500匹，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也计划进一步扩大种群数量。普氏野马的回归被视为中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里程碑。

　　马的高雅气质和强劲奔跑能力，亲和而不失个性，温驯中蕴含刚烈，特别是“马力”对人类外力的强化，使得人类的时空概念被彻底改变，突破了行动的界限，最终使得马与人类结成了不可分割的盟友。人马结合，堪称“天作之合”。

　　如今，进入汽车时代，马早已成为活生生的自然文化遗产，野马则是大自然本来面貌的生物多样性遗存。它们弥足珍贵，象征着人类与自然的深刻联系。令人欣慰的是，作为普氏野马的原产地和重要栖息地，卡拉麦里国家公园将成为中国下一批44个国家公园中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对普氏野马保护的进一步强化，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大进步。

　　但愿，马的啼声与嘶鸣，在人类世中不再消失。世间何物催人老，半是鸡鸣半是马蹄。马，作为人类历史中的伙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跨越千年的文化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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