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至25日，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在杭州召开，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000 名代表汇聚一堂，围绕“塑造人与自然可持续的未来”主题展开深度对话交流。

　　作为本届大会特邀嘉宾、贵州唯一一位“中国人与生物圈”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冉景丞带着贵州生态故事走向世界，展示贵州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重要成就。

　　左起：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翁昂管理站站长姚芊、贵州林科院院长冉景丞、荔波县委书记叶霖、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余登利、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社区发展科科长杨婷婷在会场合影。

　　近日，冉景丞接受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专访，讲述他与生物圈的33年情缘，分享贵州茂兰自然保护区经验、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故事等。

　　“守护自然即是守护人类自己。”冉景丞说，这份信念如同喀斯特山林里的根须，在岁月岩层中越扎越深，越扣越紧。

　　从1992年初识“人与生物圈”概念至今，一场33年的“生物圈之恋”，如同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写满人与自然对线年后的他，又多了一个身份——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面对肩上的新责任，冉景丞的内心依然牵挂着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保护区发展，以及如何将人与生物圈的理念扩大到所有的保护地，涵盖整个林业产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想念贵州茂兰那片魂牵梦绕的土地。”冉景丞说，曾经的艰难岁月和共同奋斗后的成功喜悦， 如一条绿色之路，蜿蜒曲折，却又坚定不移地向前延伸。

　　“1989年，我从大学毕业后，来到茂兰保护区工作，那个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一切都好奇，一切都想去尝试。” 冉景丞说，1992年，他开始参与茂兰保护区申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工作。

　　“九游娱乐的安全性怎么样？”

　　为了收集到第一手资料，他们走遍了保护区的每一个角落，记录下每一处生态特征，了解每一个村寨的生活习俗。在与当地布依族、水族群众交谈中，惊讶地发现，他们世代相传的习俗中，早已蕴含着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不过度捕猎，不滥伐林木，祭祀神山圣树。这些朴素的生态自觉，与人与生物圈理念不谋而合。

　　在收集到资料后，整理文字，绘制地图，翻译稿件，寻求帮助，每一步都艰辛，每一件都充满了故事。

　　“消息传来的那一刻，整个团队欢欣鼓舞。”冉景丞回忆道，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标志着保护区将从单纯的物种保护转向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更广阔道路。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与世界自然遗产地有什么不同？冉景丞表示，不同之处在于两者有着不同的使命和目标。虽然两者都旨在保护世界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更注重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更注重在科学保护中合理利用，强调保护与发展的平衡。

　　“人类生活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念深深地影响了保护区后来的工作方式。” 冉景丞说。

　　“我们不再简单地将保护与发展对立起来，而是寻找二者和谐共生的路径。”冉景丞表示，茂兰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超过91%，是中国国家保护物种和濒危物种最富集的地区之一，有动植物3000余种，包括植物界的“大熊猫”白花兜兰、单性木兰等珍稀物种。

　　在茂兰保护区工作的23年间，是冉景丞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也是他成长的摇篮，他将“人与生物圈”的理念充分付诸实践。

　　“有一次，保护区内几个村寨的村民因为野生动物破坏庄稼而情绪激动，准备组织大规模的捕猎行动。” 冉景丞说，保护区没有简单粗暴地处理，而是邀请专家和村民一起商讨解决方案，最终帮助群众寻找替代性生计，试种野生动物不喜食的作物品种，同时在保护区边缘地带建立缓冲带，既保护了农民的收成，又维护了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这个双赢的方案后来被多个保护区借鉴。

　　2007年和2011年，贵州茂兰承办了两次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分别发布《茂兰宣言》和《荔波共识》。这两份文件成为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从单纯保护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转变的重要标志。

　　2008年，冉景丞因为致力于人与生物圈工作而荣幸地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位基层专家之一，参与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工作。这一身份让他有机会将贵州茂兰经验推广到全国，也让他深感责任重大。

　　作为基层专家，他积极推进习水保护区、雷公山保护区、草海保护区等将人与生物圈理念融入管理工作。

　　在梵净山，他以黔金丝猴保护为目标，推动生态廊道建设，改善了整个区域的生态系统完整性。

　　草海是贵州高原上最大的天然淡水湖，被誉为“高原明珠”。 在草海，他借鉴茂兰的经验，推动社区共管模式，让当地居民成为保护的主体而不是客体，帮助社区居民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让保护与发展相得益彰。

　　黔金丝猴是世界上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仅分布在梵净山一带。在梵净山，他以黔金丝猴保护为目标，提出建立生态廊道，将破碎化的栖息地连接起来，为黔金丝猴提供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这一项目不仅保护了珍稀物种，也改善了整个区域的生态系统完整性。

　　“只有基于科学的管理，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茂兰到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冉景丞的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但推广人与生物圈理念的初心未改。

　　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是有意义的事，只要是对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有益的事，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事，就要去做，就不会累。”

　　2021年4月，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成立了第一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冉景丞荣幸地与其他42位专家、教授一起受聘为首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作为咨询委员，他积极参与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工作，特别注重将科学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在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中，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生态保护与恢复技术研究，为生物圈保护区的管理提供了科学支撑。

　　2023年12月，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得了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第25届大会举办权。2024年11月7日，第25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在贵州荔波召开，这是对贵州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所做努力的肯定。冉景丞作为亲历者，在大会上分享了贵州的经验和做法，特别是在推动社区参与、传统文化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方面的创新实践，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浓厚兴趣。

　　在谈到生物圈保护区与自然保护区不同之处时，冉景丞说，前者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功能：保护、发展、后勤保障；并有三个分区：核心区（用于保护、监测和研究）、缓冲区（围绕或毗邻核心区，可开展合理的生态实践活动）和过渡区（各利益相关者相互协作，以实现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

　　生物圈保护区专注于多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当地社区的参与管理，培育有利于解决冲突的对话体系，实现自然资源的和平利用，整合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特别是传统知识在生态系统管理中的作用。

　　“在世界喀斯特地区面临极度石漠化的今天，茂兰作为世界良性喀斯特的代表，堪称创造了一个北纬25°的绿色奇迹。”在杭州会议上，冉景丞用文章分享着贵州故事，分享着茂兰经验，分享着对人与生物圈理念的理解和实践。

　　需要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开展生态修复工程，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生物圈保护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需要鼓励当地社区参与保护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分享保护带来的收益，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加强对生物圈保护区的科学监测和研究，掌握生态系统变化规律，为保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积极应用现代技术手段，提高保护管理的智能化水平；

　　挖掘贵州各民族传统生态智慧，传承和发展生态文化，加强生态教育，培养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活方式；

　　积极参与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活动，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讲好贵州生态保护故事，提升贵州在国际生态保护领域的影响力。

　　为此，他将继续致力于推广人与生物圈理念，让贵州在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为全球生态保护事业贡献更多的贵州智慧和力量。

　　冉景丞表示，人与生物圈的故事还将继续书写下去，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故事的作者，也是读者；是参与者，也是受益者。这种共生共荣的关系，或许正是这个理念最动人的地方。

　　“因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实践，一种需要世代传承的文明智慧。”

　　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人与生物圈计划”，旨在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中国1973年加入该计划。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是“人与生物圈计划”体系内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国际会议，大会每十年召开一次，迄今已召开五届。

　　今年9月22日至25日，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在杭州召开，系首次在亚洲举办，也是中国首次承办这一国际会议。本届大会以“塑造人与自然可持续的未来”为主题，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4000名代表参会，其中包括1300余名境外代表。

　　本届大会将发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及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杭州战略行动计划（2026—2035）》，制定未来十年发展蓝图，还将发布《杭州宣言》，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生态环境挑战、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坚定决心。

　　1986年，贵州梵净山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拥有世界上同纬度带最大、保护很好的原始森林生态系统，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珙桐(鸽子树)林，是黔金丝猴唯一栖息地。共有野生动植物5000余种，其中列入国家保护的野生植物311种，列为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35种。

　　1996年，贵州茂兰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拥有地球同纬度地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和极其珍贵的喀斯特森林资源，现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11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3种，茂兰特有植物40种，特有动物115种。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是分布于全球136个国家的759个地域实体，中国是“人与生物圈计划”的重要倡导者，目前全国共有34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数量居亚洲首位。它们分别是：